人物简介:
侯朝炯,男,1933年1月生,四川自贡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采矿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会员。曾兼任煤炭工业部锚杆支护及软岩工程两个专家组成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软岩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担任中国矿业大学采矿系副主任、矿压所所长等职务。

访谈组:
您是哪里人?1951年高考后,您放弃重庆大学电机系的录取资格选择中国矿业学院采矿专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了中国矿业学院的采矿专业?
侯朝炯:
我是四川自贡人。1951年7月的高考是分大区(西南区、华北区、华东区等)考试的。当时,我已经在西南区考上了重庆大学最好的系之一电机系,但还是想到北京看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是否招生。到北京后才知道,只有华北大学和天津的中国矿业学院招生。由于华北大学考试时间较晚,我就先到了中国矿业学院参加考试。
当时中国矿业学院学生科科长夏家斌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请我们看苏联的爱国电影,告诉我们:煤矿方面的工作是艰苦的,而国家急需煤炭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所以我就心动了,我问科长:煤矿哪个专业最艰苦?他回答是采矿系煤矿地下开采专业。于是,我就选了最艰苦的采矿系煤矿地下开采专业并顺利通过了考试,从而放弃了华北大学和重庆大学,成为中国矿业学院的一名学生。

访谈组:
您可以分享一下在求学生涯中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
侯朝炯:
我的高中时期是在重庆清华中学度过的。重庆清华中学创建于1938年。1938年,董必武同志指示,在重庆办一所共产党领导的中学。因筹办者和主要任课教师均系清华大学校友,首任校长、教育家傅任敢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委派,故名重庆清华中学。
1949年10月我在重庆清华中学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地下青年组织一民主青年协会,我的两位介绍人是郭汝魁和曹贞干。1951年6月27日,我在中国矿业学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刘宏基和李煌果。这4位介绍人同我关系非常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的思想进步的帮助也最大。
1949年12月,刘邓大军解放了重庆。1950年7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党的生日,所有地下组织的成员全部公开了。这一天全体人员大聚会,凭专发入场券入场会上邓小平政委做报告,我们通宵庆贺。这就是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人和事。

访谈组:
您经历了学校从天津到北京再到四川的搬迁史,当时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可以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吗?
侯朝炯:
1951年9月我就读于中国矿业学院采矿系煤矿地下开采专业。1953年暑假,学校搬迁至北京,改名为北京矿业学院,成为学院路上有名的八大学院之一。当时,吴子牧任院长,他早年留学法国,对办好高等教育很有办法。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天津大学等高校的采矿系师生及图书设备等全部并入北京矿业学院。吴子牧院长又高薪从社会上聘请了很多有名望、有学问的基础课教师,这样北京矿业学院就有了一支很强的专业课和基础课教师队伍。
1953年7月,我念完大二。1953年9月至1954年7月组织上调我担任采矿系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和辅导员(当时教师、学生党团员在一个党支部和一个团总支)。1954年9月,吴子牧院长认为我学习好让我复学上三年级。1955年8月至1956年8月,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做政治工作一年。1956年9月,组织上又让我复学上四年级。大学期间我因配合组织需要参加工作晚毕业了两年,所以组织上还是认定我是1955年7月大学毕业,发给我1955年的大学毕业文凭。
1957年7月,我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采煤系采煤教研室任教。1970年,北京矿业学院整体搬迁到四川合川三汇坝,改名为四川矿业学院。1970-1978年,我在四川矿业学院期间,给工农兵大学生上课,参加劳动盖房,还去重庆中梁山煤矿做了两年科研工作。1978年,中国矿业学院搬到江苏徐州。

访谈组:
您的著作《巷道金属支架》《采准巷道矿压理论及应用》(与马念杰合著)及《巷道围岩控制》为国内建立相关领域理论体系提供了极大帮助。您的科研生涯中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相关经验吗?
侯朝炯:只有把你自己知道的、掌握的知识无保留地全部公开才可以在更高起点上获得新的理论、新的东西。在这里我总结了5条:创新性、前瞻性、团结协作、培养人才、积小成大。
第一条是创新性。立项时把握课题的创新性。无论是纵向课题还是横向课题立项时都要掌握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我和课题组查阅中文、英文、俄文有关文献,以及德国《幸福》期刊的英文资料,并请图书馆人员帮助查阅德文资料，掌握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在这方面国内外研究中的不足,确定本课题的创性点及实现这些创新点应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技术路线)。课题起点高而清晰创新成果自然可期。2敢于开创新的领域,研究新的课题。一是高水速凝材料。英国人首创这种材料,其水灰比(体积比)仅有85%,我们将其发展,改用国内更便宜的原材料,并且水灰比(体积比)达到95%。二是煤巷锚杆支护。国内错杆支护长期只在岩巷中使用,我们首次将其应用到了厚煤层回采巷道。这项研究同时在两个省的两对矿井厚煤层回采巷道进行,均取得了成功。
第二条是前瞻性。除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外,其他一些有发展前途的项目也要有技术储备。例如,我在做顶板分类工作时,就开始着手研究巷道金属支架。因此,当论证巷道金属支架时,我就比较容易地拿到了这方面的项目。在做巷道金属支架项目时,技术储备是煤巷锚杆支护。在做煤巷错杆支护项目时,技术储备依次是围岩注浆、充填、巷道围岩控制。巷道围岩控制又从浅部发展到深部,发展到巷道围岩应力转移、巷道围岩强度强化、控制巷道底鼓和控制围岩蠕变。有了前瞻性和技术储备,才能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不断获得新的项目和成果
第三条是团结协作。一个人的知识和业务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课题必须团结协作才可能完成。我的很多课题都是团结协作的产物,包括同校内力学、选矿等专业合作,同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合作,同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合作,同其他高等院校合作等。我的一项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优秀成果奖就是和校内有关专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合作成果。
第四条是培养人才。科研成果的取得、后续的科研工作及成果离不开人才,科研工作本身就是培养人才,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和梯队。要把年轻人放到实践中去锻炼放手让他们去千,只有将实践知识上升为理论,这样的知识才扎实。工作中,对于他们遇到的难点和问题,我会让他们自己进行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我只帮助分析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例如,当煤炭工业部科教司成立全国锚杆支护专家组时,我坚持让马念杰、康红普参加,这使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较快的成长
第五条是积小成大。做科研工作或写论文都要有一个总体目标,我的目标就是形成一套新的、完整的巷道围岩控制理论与实践。学生们进行的工作(包括做科研工作和写论文)都是围绕这一总目标来进行的。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逐渐成熟。2013年1月,由侯朝炯团队著的《巷道围岩控制》(1204千字)一书正式出版。

访谈组:
您在培养科教人才方面也成绩斐然，可以分享一下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
侯朝炯:
目前我主要研究巷道围岩控制,我的一些学生现在是巷道围岩控制方面的领军人物。如分配到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的康红普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分配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马念杰获得了“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分配到中国矿业大学(徐州)的柏建彪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分配到湖南科技大学王卫军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2005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教育学生的时候,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传授给他们,这些都是相互的。我和学生建有一个微信群，我们在群里畅所欲言,进行学术碰撞。我对学生没有保留,学生对我也没有保留。我们通过这种做法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在我编写著作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也参与进来,同我一起进行编撰。
访谈组:
几十年来,您笔耕不辍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您认为当前能源与矿业发展最大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您对学校相关发展有哪些建议或者期望?
侯朝炯: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党工作、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是我工作和创新的最大动力。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以前采矿的操作工具和技术都很落后,现在采用的都是机械化设备和无人工作面,甚至一些比较大的煤矿巷道非常宽阔,可以在里面驾驶汽车,道可从井下连接到地面。现在的采矿专业是同机电、自动化、信息化等专业结合起来的,这就要求必须将采矿和机电、自动化、信息化结合起来学习与研究。只有这样,采矿技术人才才能懂得如何在现代化矿井中采矿,适应当前采矿的新发展。
学生不能死读书、读死书,一定要锻炼身体,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锻炼身体,直至现在我都会在上午、下午各外出活动40~50分钟。有了好的身体才能精力旺盛思维敏捷。2017年,我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的两期上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均被评为“领跑者5000-一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2021年我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脑子越用越活。
特别鸣谢-侯朝炯老师对本稿的亲自审定和大力支持!